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文献综述

 2023-08-25 08:08
  1.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国外研究

社会责任不是近来才有的课题。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与内涵,许多文献进行了研究与讨论。其中,国外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得较早。早在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试图用形象的“三个同心圆”来描述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圆,企业存在最基本的意义,创造经济价值,实现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中圆,仍旧是经济功能,但是要求企业在此基础上体现社会价值导向;外圆,为主动积极参与改善社会环境,尽管这可能产生一定成本。之后,Carroll(1979)总结前人文献,分析后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经济、法律、道德以及自愿四个方面,主要是按照企业进行某项活动的强制性程度来划分。而后他(1991)又在此基础上尝试将四个维度的责任的重要性差异展现出来,将四个维度按基础程度进行罗列,由此提出金字塔模型,但是这四个维度并不是并列关系:经济责任是最基础的,因此是金字塔的基石,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也是义务,而自愿责任则是更高的追求。随后的三维度交叉圆模型(Schwartz和Carroll,2003)则是在金字塔模型的基础上,将自愿责任归并到经济责任或道德责任中。三维度交叉圆模型的基础定义仍旧沿用金字塔模型,例如三大维度的定义,比方说,经济维度仍旧出于利润、股东价值等方面的考虑。不同之处在于三维度交叉圆模型将三维度按照各自的交互重叠划分再为7大类别,然后具体定义各类企业社会责任。也有学者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归集到一起,因为这三种责任都是要受到监督与约束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承担这三种责任是履行义务,自愿责任被另外列出,并细分为出于企业利益目的的行为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积极行为(Lantos,2002)。

除了较为抽象地从意愿性角度出发,以基本的经济、法律、道德维度及其衍生来定义社会责任,国外文献中也有结合其他理论,尝试具体地辨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的研究。比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在利益相关者框架下认识社会责任。Carroll(1991)就曾提到这个角度。在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将负责任的对象具体化,对股东,对客户,对员工,等等,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进一步明晰化。不少为文献在此基础上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Clarkson(1995)说,通过利益相关者框架,公司不仅仅追求股东利益是最大化,而是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出发,企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也就可以评判得出了。相似地,Wood和 Jones (1995)认为结合利益相关者者理论能够有效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2、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国内研究

相较于国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中国的社会责任探究大约在2003年进入了一个较为正式的阶段(王晶晶等,2009),学者们开始关注起这一概念,开始真正去了解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国情下探究这一概念,去挖掘影响社会责任的因素,考虑社会责任又将对中国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国内有文献简单却精辟地将其分为两个部分,法律维度与道德维度。所谓法律角度,就是遵守国内与企业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履行企业应尽的义务等;而非法律的道德角度,则是补充法律未提及而企业应该负责的部分,比如诚实敦信,遵守商业道德等(刘俊海,2010)。不同于国外文献多把经济责任单独列出,国内文献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上将经济责任作为企业的义务囊括在法律责任中。也有学者再把道德又细分为道德义务和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法律、道德义务、道德理想三个层面(胡晓静,2010)。这里,“道德义务”与国外文献提及的“道德责任”较为相近,可以说道德义务仍旧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企业分内之事,如,为职工提供优厚待遇;而“道德理想”则又提升了一个境界,是企业社会性的体现,是企业进行完全正能量而不计自身短期利益的行为,如举办保护环境的活动,这点上与国外文献提及的“自愿责任”较为相像。

同样地,承接国外文献的研究,国内文献同样认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框架来给企业社会责任下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承担对利益相相关者的责任和社会可持续责任,公司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不应该是股东权益最大化,而必须是包含了股东、管理者、职工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公司利益最大化。温素彬和方苑(2008)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将利益相关者按照投入要素划分为四个维度,具体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并进一步展开研究。

3、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与难题

不少的文献前赴后继,希望给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准确的定义,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尚且没有一个唯一的定义,越来越多深入的研究也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不再神秘且使得越来越多的目光落在这项课题上。企业需要关注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关注是必要的。因为企业是社会性的,企业不单单只考虑盈利,还要考虑各项活动的外部影响(刘俊海,2010)。企业需要开阔的眼界、长远的目光来促进企业自身与社会的双赢。必须意识到,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经济社会学中,Coleman(1990)提到企业不是原子化的个体或组织,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肖红军等(2018)也说,企业与社会共生。因此,企业不能只顾短期财务绩效而不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做法实际上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业无可避免地损害企业自身利益,违反了企业所有者希望公司健康发展的初衷。在新兴的经济环境中,对于金融中介机构而言,它的发展与社会共生,与经济共生,将道德和环境问题纳入其业务运营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它自身的利益,关系到经济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利益,至关重要(Evangelinos等,2009)。

另一方面,关注社会责任,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管理策略,会对企业自身产生切实的影响,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反馈为增长的企业效益,不少实证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Elena Platonova等(2018)以伊斯兰银行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肯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银行财务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的关系。Shafat Maqbooln等(2018)同样以印度银行为样本,得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的结论。李海芹、张子刚(2010)认为,消费者会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满意度部分程度上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挂钩,而满意度又影响到顾客的忠诚度,进而影响企业效益。黄建元等(2016)站在权益资本成本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影响,并得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结论。Rui Albuquerque(2019)等采用模型分析展示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并提升企业价值。

总结来说,出于企业的社会性以及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必要且有益的。而金融机构在社会中扮演资金中介的特殊角色,将无数行业联系起来,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Ignacio等(2012)提到,当今社会,金融机构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突出的投资者,并且参与全球性的社会责任活动。考虑到金融机构在经济体系中起到资源配置的特殊作用,它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么如何使得金融机构恰当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呢?有文献指出在企业大多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展策略考虑范围的情况下,社会责任表现测量的困难是制约企业健康向上发展的一大因素(Andrea等,2012)。没有一套操作性强的衡量标准,企业就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依据,也就难以积极正确地承担社会责任,并尽可能地同时考虑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大问题在于没有一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可以指导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活动。而无疑地,恰当指导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就好比在经济体系中搭建合适的桥梁,可以使得资源流通更加高效而又符合国情。所以,建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是值得探究的。企业社会责任课题的研究趋势是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章辉美等,2012)。朱慈蕴(2010)认为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可以指导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更与报告制度一同发挥作用,在公众监督下,促进企业创造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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